来自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组统计数字显示，2009年至2012年，天津法院系统共办理减刑案件36703件，假释案件1625件，今年上半年，办理减刑案件4538件，假释案件153件，没有发生任何差错。截至目前，裁定准予减刑的罪犯，没有一人重新犯罪。
对于减刑与假释案件，天津法院改变传统的“纸上审判”模式，到罪犯羁押地公开开庭审理，既是对服刑人员进行生动的法制教育，也有效避免了人民群众对减刑、假释审理工作“暗箱操作”的怀疑，更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案件审理的公平与公正。
阳光审判走进高墙
2013年7月10日上午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在天津市女子监狱，对两名拟减刑罪犯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。
在天津市女子监狱特设的法庭上，天津高院的法官严格按照刑诉法规定的开庭程序，分别审理了这两起案件。
随着庭审的进行，两名服刑人员的过去一一呈现在记者面前。
今年31岁的王琦，在与丈夫发生争执后，持刀将丈夫杀死。鉴于案件是由家庭矛盾引发的，王琦在归案后又能够如实供述罪行，也有认罪、悔罪的表现，2011年4月，天津高院终审以故意杀人罪，依法判处其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而今年29岁的郭英花也是因为琐事与男友发生争吵后，持刀将男友杀害。鉴于是因婚姻恋爱纠纷引发的案件，并且已经求得了被害方的谅解等具体情节，2009年4月，天津高院终审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其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之后减刑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庭审当中，作为刑罚执行机关的天津市监狱管理局，向法官充分阐述了提请对王琦和郭英花减刑的相关依据，并提交了书证；作为证人，王琦和郭英花的管教干警和同监室的服刑人员，出庭作了证人证言，检察机关和服刑人员之间进行了质证，检察员发表了出庭意见。
法庭上，拟减刑罪犯的现实表现和减刑依据，全都直观地表现出来。
在查清事实以后，法官当庭作出了减刑裁定：将王琦的刑罚由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将郭英花的刑罚由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零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。
听到这个结果，王琦和郭英花十分激动，她们当庭表示，在今后的服刑过程中，一定会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学习和劳动，争取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
旁听席上，整齐地坐着30多名身份特殊的旁听者——监区里的服刑人员。
司法公开解开谜团
到罪犯羁押地公开开庭审理减刑、假释案件，天津高院的做法引起服刑人员的强烈反响。带队前往女子监狱开庭的天津高院审监庭副庭长陈永杰表示：“此举不仅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充分体现，更是极大地调动了服刑人员追求改造的积极性。服刑人员改造考核得了多少分，可以得什么等级的奖励证，减多少刑，庭审当中都一目了然。既能叫服刑人员规划自己的改造目标，又能监督别人的改造成绩，这种做法叫服刑人员心里踏实。”
到罪犯羁押地公开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，这仅仅是天津高院司法公开，确保案件公平、公正、透明的一次生动实践。
天津高院审监庭庭长赵恒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：“减刑假释是罪犯最为关注和关心的问题。几年来,法院始终坚持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开庭,一方面法院可以通过严格的庭审程序，综合考量监狱、检察机关的建议和罪犯本人及同监区罪犯的多方面意见,避免了偏听偏信,从而使作出的裁定更有权威性，使各方信服。另一方面，让服刑人员对最关注的工作程序一目了然，有效地防止了‘关系案’和‘人情案’的发生。”
针对民间花钱买减刑的传闻，赵庭长表示：“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罪犯是如何减刑、假释的，一直以来都是个谜，甚至民间还有花钱买减刑的传闻。近年来，我们一直在尝试并指导各级法院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执法监督员参与减刑、假释案件的庭审听证，让群众监督真正走入高墙之内。通过公开庭审，人们自然就能解开谜团，打消疑虑。”
赵庭长介绍说：“当然，法官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过程中，会严格财产刑执行情况的调查，将财产刑的实际执行情况作为罪犯认罪、悔罪、确有悔改表现的考察项目之一。将其与罪犯计分考核情况相结合，这样一来，一方面使考核制度更趋科学、合理，还能起到示范带动效应，财产刑空判的局面得到转变。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执行的到位，也保障了被害人的权益，促使受损的社会关系得到修补，取得的是双赢效果。”
统一标准与规范管理
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（八）正式施行，刑法修改的条文中涉及减刑、假释的有6条；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《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涉及减刑、假释的有29条。二者对我国的减刑、假释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和完善。
经过认真调研，充分论证，反复推敲，并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，2013年3月14日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、天津市公安局、天津市司法局四家联手，制定出台了《天津市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规程（试行）》。
《规程》起草小组组长陈永杰表示，这是一部内容全面、完整，规定清晰、操作性极强的实施细则。
《规程》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明确从宽和从严的范围及其相应的幅度，并区分不同主体、轻重罪刑、各种情节等，做到宽严有别。同时进一步明确条文含义，增强可操作性。
《规程》统一法律标准和司法尺度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疑难复杂问题。确保了相关规定适应天津市减刑、假释工作的实际，更能方便广大法官、检察官、监狱警察等办案人员使用。
据了解，《规程》对一些关键问题都作了重点说明，包括时间效力、减刑、假释案件审理方式及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、明确了罪犯行政奖励与处分的等级及对减刑的影响，更明确了“什么人从严、什么人从宽、怎么从严、怎么从宽”的问题。特别确立了罪犯财产刑执行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履行情况与其减刑、假释的关联机制，而对于家庭确实困难、有相关机关证明确无履行能力的罪犯，也规定了救济途径，使《规程》体现出了人文关怀。
中国法院新闻摘编：亓淦玉 |
